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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條名稱：南庄事件

辭條族別：賽夏族

辭條主題：歷史事件

中文筆劃：09劃

英文 / 漢語拼音：Nan-Jhuang Incident

撰述人 :賴盈秀

南庄事件發生的原因錯綜複雜，必須由日治初期日本人對於蕃地開發與管理的政策、日籍製腦業者與南庄原住民的協議、南庄原住民與客家人的族群關係和南庄事件的領導者—日阿拐的個人領導方式來仔細釐清。

（一）日治初期的政治經濟情勢
當我們回顧南庄事件的始末時，不能只單純由日阿拐與日籍製腦商的製腦權糾紛來理解，而必須將這個事件放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情勢下來討論。由於時值清朝末年與日治初年，政權的更迭，使蕃地開發的政策隨之調整。

對於蕃地製腦業的管理，清朝政府蕃人對蕃地具有地上權及地權，因此蕃人對於地上物有處置權，欲到蕃人領域從事製腦及開墾的漢人，對地主必須繳納「山大租」即「山工銀」，是為借地權的代價，而腦灶必須每月贈給頭目相當於一灶五拾錢至壹圓的金額，再由頭目分與其部下。

在這一方面，日本最初對於台灣領地的統治，是把平地和蕃地分開治理，在蕃地部份，在明治29年設立「臺灣撫墾署官制」，管理蕃人、蕃地及山林樟腦製造事項，一方面與平地的普通行政區隔離統治，一方面暫時沿襲清末治理辦法，以求快速掌握番地狀態。而南庄的撫墾署管轄區域，西南至新竹支廳管轄境界，東北至紅毛河、藤坪河與五指山撫墾署為界。

另一方面，在林地國有政策底下，所有的蕃地皆為國家所有，但是由於清末以來，實際從事製腦的業者當中，有不少是原住民。因此，日本政府對原住民向來具有蕃界內土地主權一事，不得不加以處置。臺灣總督府准許蕃人從事製腦業，是基於一種政策性的考量，為了延續清代番人使用土地，及處置其地上產物的舊慣，以「民木」的名義，准許蕃人砍伐，即准許蕃人對私有的樟樹採伐砍製樟腦，與一般漢人經由「官木」獲准特許專利不同。明治29年（1896）九月，南庄撫墾署長水間良輔給民政局長的報告中說，臺灣總督府的蕃地為國有地政策，因一時難以貫徹，且鑑於南庄蕃人早在清末便已受招撫歸化，改習漢俗，也有清廷所發的墾單，因此向水野民政局長建議對蕃人仍依照舊慣，承認其土地私有權。但水野局長，並未做任何肯定答覆，只以「民木」的方式通過，承認蕃人對樟樹有種植和養護的效能，並不是承認其所有權。因此對於蕃人的既得權益暫時採取保留措施，亦即對既墾田園，仍得承認其為蕃人之私有地，對未墾的林野，則依部落人口多寡，把部分林野劃分為部落的「共有地」，至於頭目所申請的製腦業，則以「民木」名義處理，准其製造樟腦。至於會發生蕃人是否有土地所有權的爭議，據藤井志津枝的分析，此事件與臺灣總督府自明治31年（1898）開始實施的土地調查事業有直接相關，因為臨時土地調查事業於此年開始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地形測量，調查以各業主向官方申報為原則，經地方土地調查委員會查定該地皮的業主境界、地目。南庄地區所屬的新竹地區，在明治35年（1902）年6月30日查定業主權，發生了「蕃人」的業主權是否承認的問題。當時總督府認定蕃人是「無智蒙昧」、「未能了解何為刑罰」與「農耕不定而輾轉，難以認定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由於南庄街在普通行政區，而蕃人在普通行政區內占有的土地，向來皆履行其納稅義稅，事實上應認定其具有業主權，但新竹廳長向兒玉總督詢問是否讓蕃人具有業主權時，則以「未定論」作為答覆，因此引發了蕃人對於林地據有地上權，但是否同時具有業主權的疑義。

此外，由於樟腦製造有龐大利益，因此吸引了許多樟腦業者進入南庄，1896年，板本格、中島興吉與關常吉到南庄來，和當時據有大片山林資源的日阿拐訂立合約，收購並製造樟腦；1898年日本興業會社小川真一得絲大尾轉讓，於獅里興社的小東河地方，設灶18個，但8個月後退出南庄；1900年，松田時馬繼之，前後共設九百灶，大力生產樟腦，南庄的原住民，就在政權轉移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經營樟腦事業。

（二）與日本人相遇
日阿拐是南庄事件的重要領導人物，賽夏名為Basi-Banual，偏名Akuwai生於清道光20年（1840），8歲時隨父母來台灣，在中港（今竹南）登陸後，父母都因水土不服而病死，由一名親戚撫養，後來這名親戚將他賣給賽夏族的Tanoherah Ubai（日有來）當養子。日阿拐後來為南庄獅里興社頭目，富有資產長於謀略，光緒13年因協助撫蕃有功，奏請軍功六品，為國子監太學士。

日本領台後，日阿拐在初期日本政府的特意懷柔下，數度帶同蕃人赴南庄撫墾署，並響應以部下蕃丁應募警丁，充實番界警備。如此看來，日本統治初期，日阿拐和日本人之間似乎維持著不錯的關係，也可見得日本政府的蕃界政策基本上仍維持清末舊慣，避免驟變。
不過，關於日本製腦業者與日阿拐最初相遇的資料，目前僅有一張契約，是明治29年（1896）7月8日，板本格、中島興吉、關常吉等三人為收購及製造樟腦，與南獅里興社頭目日阿拐商談製腦權轉讓問題，所訂定的合約，其內容如下﹕

（1）日阿拐在清國政府所給與墾單地界內，將申請製造樟腦，本格、中島興吉、關常吉等三人可代辦向日本（據）政府申請之一切手續。

（2）日阿拐除現有150個栳灶外，可申請新設200個栳灶，俟核准後悉數讓與本格等三人，並須放棄栳灶設置地之界線，以東自加祿山（即加裡山）頂，西至西潭大龍崗山頂，地圖所載直線以南，全部為限。

（3）本格等3人，每月向日阿拐納山租金500圓，並不包含設置栳灶之費用及工銀。

（4）日阿拐此後不得允許與他人立約製栳。

日阿拐固然依日本政府規定提出了製腦的申請，但由此契約書內容看來，日本人在這方面，相當程度地繼承了清末以來的製腦舊慣，為了在日阿拐的土地上製腦，由板本格等3人代日阿拐，向南庄撫墾署申請處理其製腦手續，申請通過後，得以新設腦灶200個，再將製腦權利交予此3人，日阿拐並不得違反契約，再交予他人。3人再倣清末辦法，每月繳交山工銀，即山租金500圓，但設置腦灶及工銀花費仍由日阿拐負責。清代南庄地區的山工銀大約是一灶50錢至1圓，至日本統治初期漲至一灶三、四圓左右，因此這3人所繳納的200個腦灶500圓山工銀並不算高。

不過，根據日本政府的蕃地國有地政策，番界土地，應該是國有的土地，所以蕃地生產物應該悉歸國有，製腦業者不應該超越隘勇線，直接和原住民私了製腦，這種清代和蕃的方式，應是不為日本政府所容許的。但是日本統治後，山林雖改為國有，但事實上還在蕃人手中，結果製腦者要開腦灶，還是必須沿襲清朝舊慣，與原住民締結借地契約，藉由繳納山工銀來保障生命財產並取得土地的開墾權。於是日本統治時代初期的樟腦業，在此清代舊慣和新的日本式統治觀念的落差中開始。

而契約書中所明訂的權利與義務，卻因日阿拐和日本人對於製腦權與開墾權的認定不一，而引發糾紛。日阿拐認為他所給的是製腦權，日本人則認為包含開墾，由於雙方認知的差異，再加上其後樟腦價格低落，山工銀的繳納積欠，以及蕃地國有及蕃人僅有地上權不具有地權的政策，山工銀的性質轉變，而埋下衝突的危機。

（三）南庄事件的爆發與後續的處置
南庄事件，是以南獅里興社頭目日阿拐為首，又稱為「日阿拐事件」，因不滿在山場開墾的製腦者怠付山工銀，聯合東河社及大隘社的頭目，以及鹿場社、烏凹拆必厝、八卦力、沙武鹿、Yonahagurn Maraibai、茅埔社、Matayanan社等賽夏及泰雅族的原住民起事。決定分成3隊，專殺東河、紅毛館、南庄的日本人，不殺平地人，明治35年（1902）7月6日包圍襲擊南庄支廳。

最近的引爆點可能是明治35年（1902）7月4日，南庄支廳管內南方八卦力地方的1名巡查與數名隘勇在巡邏途中，和蕃人起衝突，巡查受傷。又傳來南庄支廳管內各蕃社有不穩的情報，據明治35年（1902）7月5日新竹廳長發給警察本署長的文件記錄顯示，聽聞6日會有數百名南庄生蕃襲擊南庄街的消息，為警戒並安撫人心，要求派遣警部一名、巡查10名前往南庄支廳戒備，警察本署長隨後回覆說為安撫人心應派遣若干軍隊。次日總督親自下令混成第一旅團長，派遣守備隊駐紮。新竹守備隊由中隊長以下122名組成，6日下午6點出發夜行，7日上午4時35分到達南庄。次日，混成第一旅團的南庄派遣隊中隊長報告說，8日蕃人包圍大南（湳）、風尾（美）及大東河的隘勇監督所，進而占領辛抱，且伺機破壞田尾的電線。7月8日，南庄的賀來警部發給警察本署的報告中也證實說，生蕃約有50名攻擊四什份隘寮，隨即又發電報告大湳監督部、石壁下及大東河隘勇監督部遭焚燒。9日的報告中顯示，大湳庄監督部的森本巡查和片伍長向八卦力方向退卻。混成第一旅團見情勢愈發難以控制，9日再增派步兵第2中隊砲兵第1小隊前往南庄。原警視於10日報告，赤壁下監督部及大東河隘寮間的隘勇及弓削警部補一行十數名自8日起被包圍。一時之間，代表日本人勢力的隘勇監督單位受到原住民強力反撲而受創。日本警察方面7月13日的傷亡報告中說，共1名巡查、4名隘勇、壯丁3名戰死，1名巡查、2名隘勇受傷；軍隊方面，16日南庄枝隊長報告偵察隊與收容隊死亡1名，重傷2名，輕傷2名，其他中等傷勢，共有13名；在腦丁方面，據從風尾逃回的腦丁劉王報告說，有百名生蕃於8日拂曉時攻擊風尾隘勇監督部，10日1名隘勇戰死，包含劉王在內的15名同業中，9名即死，6名逃往監督部避難，9日逃出途中，又有3名戰死，幸運的是，各腦寮許多腦丁早知蕃情不穩，在事件發生前，便已早生萌退之意，故實際被害者不多。7月14日，里見新竹廳長為求通訊便捷，決定設置電話，並繼續以南庄支隊鎮壓。

原住民方面，仗著熟悉地形之利，採游擊戰策略，使日方疲於奔命，自8日雙方正式開始攻擊行動始，日阿拐方面一直採游擊躲閃戰略，日本軍隊空有精良武器與兵力，卻苦無用兵之時，雙方勢力一直僵持，尤其在辛抱這個地區更是陷入空前膠著狀態。7月24日南庄枝隊占領辛抱北方約一千二百米的高地，向辛抱方向砲擊，據說辛抱附近有敵人三、四十名左右。26日上午11點20分左右占領了辛抱，原住民方面仍不死心，在附近密林中潛伏，並向軍隊射擊，導致六名日本軍人受傷。8月10日，原住民方面利用暴風雨，日軍與外界交通中斷，趁機切斷辛抱和第三隘間，以及蕃婆石方面的電話線。晚上11點左右約有30名原住民攻擊蕃婆石豫備隊宿舍，馬上被發現並擊退。由於日方疲於應付層出不窮的原住民游擊戰勢，所以決定擒賊先擒王，直接針對日阿拐擬定戰略，稱為「日阿拐居宅攻擊計畫案」，日本軍隊判斷敵人人數約在二百至三百之間，另外也考慮戰事可能的進行態勢及所需軍備，決定此計畫必須配置步兵5中隊、山砲2門、臼砲4門，及工兵1中隊，攻擊計畫分為準備攻擊及攻擊2期。8月26日，南庄枝隊占領日阿拐根據地，並將之燒燬。日方繼續調集正規部隊，以新式武器鎮壓，一直到8月才暫告平定。自南庄枝隊中步兵第2大隊及砲兵第1大隊，將校以下約210名，8月30日歸隊起，日本軍隊陸續集結退出南庄，歸回台北，直到9月28日，最後一支軍隊枝隊本部及步兵第2大隊第4小隊出發回台北，所有因鎮壓南庄事件而集結的軍隊就此解編。

根據日方記錄，日阿拐、大老、比鄰ダイモ─3名總土目及百多名蕃人，因被封鎖而希望歸順，日軍於10月1日先在石壁下東方的溪谷間和大老會面，確定其意向，經一週後，再於蕃婆石和ダイモ─會見，第3次則在10月10日和ダイモ─及日阿拐親子（原文作「實子」）某於蕃婆石見面。10月20日在南庄守備隊附近，舉行大老總頭目及其以下106名南庄蕃人的臨時歸順式，以如下的條件作為號召﹕（1）隘寮線內的田園歸還舊主；（2）蕃人應得的山工銀作為腦寮燒失的代價；（3）不准帶武器入南庄市街；（4）遵奉官廳的命令。然而此次歸順式日阿拐託病並未出席。21日歸順式當天，頭目太老也向憲兵要求以下三點條件：（1）使隘勇撤退；（2）蕃地全部依清國時代慣習，委託給蕃人；（3）耕佃（小作人）入山，依其人員多少分與田，從雙方提出的條件看來，日方希望重申公權力，以求快速地平息此事，回復原狀，至於起事原因的山工銀，也被移作賠償費用；原住民方面則希望回復到清末時代情況，雙方期望落差過大，除了證明在日本統治的短短七年間，便與清末以來的狀況有大幅度改變外，其實也註定了不久之後的衝突結局。

11月16日，在支廳南方河岸田中舉行日阿拐歸順式，當時報紙記載，日阿拐和太老等40名原住民一同出席，日軍守備隊在各重要據點加派重兵埋伏警戒，一是式場，一為通辛抱的出入道路，四時半歸順式完畢，蕃人並不即刻歸山，且手上持有武器，似有不穩舉動，守備隊遂一齊射擊，當日集合的八十餘名蕃人中，有38位往辛抱方向逃走，三十餘名往蕃婆石方向逃走，十餘名被擊斃，包括大老父子、3名頭目、阿拐家人1名，及1名親生子。或說次日新竹廳出張吉田屬及守備隊長協議，在下午1時於憲兵出張所擊斃太老等24名，在式場射擊日阿拐，有8名原住民被擊斃，但都並沒有日阿拐的屍體，據說日阿拐誓不投降，遁入加裡山區逃匿，翌年悒悒以終。在《台灣憲兵隊史》中的描述，則說是南庄蕃日阿拐、鹿場蕃薛大老等人於南庄歸順式時，突起暴行，於是同地駐屯的守備隊只好出兵，殺戮大老以下39名。

明治36年（1903）1月，把新竹廳下北埔支廳大隘社及樹杞林支廳比來社原住民武器全部收繳後，才算完全把賽夏族全部掃蕩平定。

（四）南庄事變的影響
事件發生後不久，南庄被納入隘線，勸勉農耕，並在事變結束後，被編入普遍行政區中，意即土地可以買賣，而隨著隘勇線的漸次前進，南庄原住民在此時已被納入普通行政之中，總督兒玉源太郎也指示若是在普通行政區內有一定住有、且負有租稅負擔義務、其狀況與本島人無異者之蕃人，依土地調查局的查定結果處理，也就是依土地的實際情況來處理是否具有該地之業主權。

此外，由製腦事業所引發的南庄事件，凸顯了蕃界的樟腦製造、山林伐採及開墾等事業，與保安及蕃地開發有重大的關係，因此本來警察官署不參與製腦業務，而由專賣局主管，但事件結束後，專賣局與民政局協議特別通達各廳，今後在蕃界製造的特許，應與民政部相協議，關於其他的蕃界製腦處分也應通知民政部。明治35年（1902）10月6日，警察官署開始干預蕃界製腦伐木事務，對於認為在保安上有重大關係的蕃界內事業，必須經由警察機關的介入監控，才能達到完全控制。此後關於製腦特許，必須預先與民政部協議，連同向專賣局及各廳長通達後始獲得裁可。可說是警察介入蕃地事業的再強化。

而由日阿拐處沒收的88甲既墾地，於明治37年（1904）1月決定編入普通行政區。2月，依台灣總督府之命令，將竹南一堡北獅里興社、獅頭驛社等地，以遺漏的「舊普通行政區」名義，以街庄單位追補編入普通行政區中。自此，清末以來南庄的地方性社會結構逐漸被國家制度取代，而被納入官方的行政體系中。

參考文獻一：

林欣宜，2000，《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參考文獻二：

林修澈，2000，《台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參考文獻三：

張瑞恭、陳運棟，2000，《賽夏史話—矮靈祭》。桃園：華夏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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